伊人 故乡 路上
我没有躺在床上 却仿佛进入了梦乡 伊人远在远方的远方 我站在原地向远方远望
我想起了我们共同的故乡 故乡 那个回不去的地方 我忆起了我们共同的理想 理想 那个去不了的地方
脚步声阵阵 追赶着时光 恍惚是自欺欺人的假象 天空之城，彩云之上 肉眼无法企及的地方 是我下一个他乡
清晨六点钟的山色湖光 一杯清茗，唤醒了满腹离伤 无数次叛离的教堂 颂歌悠扬 右手扶按着左侧的心房 那一刻的安详 是久违的天堂
伊人，故乡，原谅我，我还在路上 伊人，故乡，相信我，我已经在路上
关于《中国不高兴》
今天心血来潮地去听了一个讲座，讲座很有趣，虽然后半段柔性的加入了广告宣传，但是我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体讲座的质量。从另一方面而言（就像我和朋友说的）这样的讲座仅仅能听一次，因为讲座人可以将一个又一个幽默说的如此熟练，这只能有一点解释，那就是这些幽默他已经讲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在未来依旧会一遍又一遍的讲下去。
当然这个讲座不是我要说的重点，真正要说的是在回来的路上的一件事。在路上的一个书摊，我指的是那种临时搭建起来卖盗版书的书摊，那本书摆在很显眼的位置。我忍不住过去翻看了一下。不得不指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买，一来我知道这本书不值得买，再者我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没有买过盗版书（教科书除外），另外我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买过书了。
一直以来这里的学生似乎很热衷买盗版书（我并不想借机说明我有多另类），但是今天书摊前面的确不似往常热闹，可能是将近晚上九点钟的缘故，书摊前没有其他的人。书贩对于我这个唯一的顾客可谓是绝对热情，赶紧迎上来向我推荐。恕我直言，我不是那种会因为某个人的推荐而买书的人（当然我并没有对书贩轻视的意思）。他告诉我说：“这本书卖的很好”，诚然这本书是不可能卖得不好的。
我草草的翻阅了一下目录，因为知道这本书是几个人的论述集，所以单从目录就可以对这篇文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众所周知，这本书近来被炒得沸沸扬扬。一本书被炒得如此热烈，要么是这本书宣传得足够好，要么就是这本书写的足够特别，让很多人忍不住站出来说两句。《中国不高兴》无疑属于后者。
关于左右之争，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当然更多的人其实是不想了解，这和我不关心谁会做下一任国家主席是一个道理。对于我不了解的事情，我不敢妄加评论。而现在我想说的仅仅是一点，这一点要对比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才可以说得明白。
前一段时间，政府开展了浩浩荡荡的整顿互联网低俗之风的运动，据说是效果显著，很多网站纷纷落马，包括谷歌在内的大型网站的特定板块都接到了限期整改的通知，这说明我们的政府的确是下了大手笔。至于实际上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我仅仅知道的是我所知道的几个的确低俗的网站并没有因此受什么大影响，只是暂时关闭，随后又大张旗鼓的干起了自己的营生。作为局域网低俗影片分享的主要工具的“天网maze”，在其主页赫然挂着一篇配合政府抵制低俗的通知（不知道这样受表彰了没有），但是实际上还在充当着之前的角色（不干这个它还能干什么）。当然仅仅通过这些而否定我们政府的工作成效是不厚道的，因为，我们的政府一向高深莫测，往往会作出一些令人惊艳的一箭双雕的工作，比如顺手和谐掉了牛博网。
我所作的对比是：我们的政府，悄悄的和谐掉了自由派的阵地网站，却宽恕了左派的《中国不高兴》出版上市而且“热销”；我们的主流媒体对牛博的失事集体失声（除了《南方都市报》对此有零星的报道），却发动全民来讨论《中国不高兴》一书（虽然批评的声音多余赞扬）。这不禁让酷爱联想的我有了这样的联想，那就是我们的政府是需要类似于《中国不高兴》的这类书的出版的。因为现阶段，我们真的很需要民意。政府压制民意惯了，人民也习惯了沉默了，而现在我们却需要民意了，这是矛盾的，于是最初我们制造民意，可是很快就被戳穿了，于是就只有另辟蹊径来发动民意，或者说煽动民意。抵制日货、抵制家乐福是不行的，稍微知道些常识或懂些经济的人都知道，这其实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全民奥运，抵制萨科奇，这才是正道。可惜的是我们的大众配合得并不是十分默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只有进一步宣传教育，无疑这是简单易行的而且必将是卓有成效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可以理直气壮的向外展示：看吧！这就是我们的民意。要是有人说我们的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我们的政府同样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没有煽动，是《中国不高兴》那本书煽动的。
顺便说一句，我放下书的时候，书贩告诉我这本书十二块钱，这就是说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用十块钱将其买下，可是我没有买，因为我知道这本书不值十块钱，但是我知道有另外一种东西，它的价值要远过于十块钱，那就是我们一直羞于提及的“民族主义”。
大连的雨季
原谅我，此刻并非是什么大连的雨季，只是在我个人倾向于这么认为罢了。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算算节气现在应该属于春末，在文人骚客的叙述中春末的雨是很有诗情画意的，当然，愚钝的我是不可能真切的体会到这些的，我所在意的是雨中那难得的沁人心脾的空气，那洗涤万般尘垢污浊的雨滴，以及雨中喧嚣校园来之不易的安静。
校园里面有着太多说不出名字的花，都在春天争先恐后的绽放笑颜，严格来讲，我算不上什么赏花人，即便我没有像肤浅的大多数到处叽叽喳喳的拍照，我也没有像一花一世界的智者一样在某朵花瓣前面久久驻足。就我自己看来，我只是一个路人，路过，走马观花般浏览，像一个饕餮者一样试图瞬间消化掉所有的美，当然结果是收获甚微。
09年的4月20日，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记录下这个春天的雨水。对于现在的我们，我不知道还会有几个春天可以供我们肆意消遣。我们已经过了雨天在外面恣意奔跑的年龄，也早过了在雨后到处找寻蚯蚓的年龄，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唯一可以尝试的就是在雨天，独自驻留在窗口，看着雨滴从檐下滴滴滑落，掉在地上激起片片涟漪，最终汇流成河，流向未知的远方。
一直以来，对于大连这座城市我都心存芥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一直不喜欢这里，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声称这里的美好，而作为一贯的异见者的我对这里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印象，其实每个人眼中的城市，都是属于自己主观认定的城市；而现实中每个城市都会有她的好与坏，我不过是一直看到她可憎的一面罢了。雨后的大连，多少让我对这里多了些好感。
二十年，依旧活不明白
本来打算题目叫做《二十年，不过如此》，可是这样的题目容易让富有联想的人想到央视的那个不靠谱的主持人，于是几经取舍还是换成了这个。当然这可能让你想到了一个叫孙睿的哥们，在此我只能事先声明并且善意的提醒你——不许联想（如果你由这四个字想到了一个叫王小峰的博客狂人，那我对你的联想能力就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了）。
很多人习惯于在每一年的开始和结束大肆纪念（貌似上一年的结束其实就是下一年的开始），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没有这些习惯，而且对于时间我一向概念模糊，我不会去计划什么时间，当然事实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人类的进化其实和时间本身没有什么联系，任何事物的进化都是阶段跃变性质的，只是一切恰好依附时间而存在罢了。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也表达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成长公式化。
二十年是一个蜕变过程，换言之，二十年之后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出生以及出生之后的所作所为有所检讨（六月四号还没有到，我无意影射什么）。人类是健忘的动物，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过去心存敬畏，未来充满了诸多的未知，而过去却是如同铁板上钉上的钉子，无论如何是不可更改的。过去对于现在的我们，有的就是警示。
主流的语言倾向于提醒大众六十年这个概念，相关的人员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你六十年来我们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我们很难理解这些话语，因为我们没有六十年的阅历沉淀，我们有的仅仅是道听途说以及被自小的灌输教育。那些似乎真实的东西，因为少了亲身的体验而显得不切实际。六十是一个吉利的数字，虽然六十年之后我们正在遭受着六十年之前所无法想象的境遇。
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频繁的听到一个词语——“民族主义”很多年以前，我还相信这是一个褒义词，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更新我的看法。对于不太了解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妄言爱与恨的，对于周遭的一切我都持有这种态度，你不会看到我和一个不熟悉的人聊得热火朝天的情景，所以你也不会听到我说我有多么的爱国。那些打着爱国的口号试图压人一等的人，我实在看不去他们有多么的高尚。就像那些告诉我“听李宇春的歌吧，很流行！”的人，我也实在看不去他们有多么的时尚。
二十，是的，从某种角度说这是我的年龄。悲哀的是知道现在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想明白。我是如此深爱我周边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滋养的一方人，可是对于凌驾在这一方人之上的体制，我实在所知甚少，从小到大我被教育了很多，他们告诉我要热爱什么还要坚定不移的拥护什么，可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弄明白这里的什么究竟是什么。二十年，其实我真的还没有活明白，否则我就可以虔诚的相信一些东西，或者直截了当的否定一些东西。
很多人都应该不会否认，现实中充斥着太多的悖论，诸如说谎的阿尔卡特人什么的；可是很少有人会在意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逻辑学书里面的悖论都是太过直接的矛盾，几乎一眼望穿，可是现实生活中一切绝非这么简单。你很难理解体制内部制定的诸多决策到底是深思熟虑还是心血来潮，同样你也很难理解官方的集体失语是因为的确不屑一顾还是另有考虑。我们被强制地蒙上了眼睛和耳朵，同时却被强迫说出自己被这样摆弄有多舒服。原谅我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爱好。
七天
她拥抱他的瞬间，我微笑着流下了眼泪。
第一天
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我的脑子里面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她拥抱他的瞬间，我微笑着流下了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样的一句话，唯一确定的是，那一刻我决定以这句话为基础写一篇小说。在动笔的时候，我的思维乱如麻絮，我不确定这篇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或许仅仅会是此刻落实的只言片语，这之后立马忘了有这回事，当然也可能是我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跃然纸上一些可观可感的东西。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句话会让人产生各种联想，这可能是我想到这句话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普遍缺乏创意的世界，能自由自在的联想未为不是一件好事。这句话包括三个对象在里面：作为第一人称的“我”，以及作为第三人称的“他”和“她”。当然，这样的结论来自于文本的表面，事实上，在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起太多的东西，甚至于在我思考的瞬间，“我”这个作为思考的主体的存在性都可以存疑，说得更加明确一点我不能对虚构的东西承诺什么。“我”可能并不是“我”，“他（她）”也可能不是“他（她）”，这不过是一个思维意象罢了。如果真的说我必须要想到些什么才合情合理的话，那么，我觉得我应该是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
既然这个人我不认识，我就不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为了叙述方便，我考虑称呼这个人为M。可是就如我所述，“M”不过是我信手拈来的一个代号，它什么都不代表，更不会代表三个或者三个代表。写到这里，我开始构思M的性别、年龄等身份信息，确定这些是我继续虚构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不能去描写一个身份不明确的人物。我想象M应该是一个女子，和我有着同样的年龄，或者比我稍稍大一两岁，她应该做着和我近似的事情，在某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莫名其妙地读大学。
好吧，现在我们回到开始的那句话。“她拥抱他的瞬间，我微笑着流下了眼泪。”如前所述，如果非得要将M这个形象归位的话，M应该是那句话里面的那个“她”。富有联想的人或许已经猜想到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可是如果是爱情故事的话，无论我写什么最终都会沦入了彻底的俗套，因为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谁能将爱情故事写出新意，当然我也不例外。一个题材被太多人写来写去最终都会索然无味，我不会去做这样的无用功，虽然我曾经似乎是这样做过。
第二天
我不知道昨天我为什么会写下这些，从图书馆回来之后我一直心神不宁，于是信笔写下了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后来想想，我觉得这一切应该和昨天在图书馆见到的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中等的身材，普通的装束，背着灰蓝相间的双肩背包，看到她的时候，她正离开阅览室，仅仅给我留下了一个清瘦的背影。一切都平淡无奇，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她，并且记住了她。
所有我在昨天写下的文字应该和这个人有关，可是这个陌生人又和什么有关，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人走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记忆，进而影响我的思维，对于这些问题，我想不出答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又去了图书馆。在同一个时间，走进了同一个阅览室，我寄希望于在这里遇到同一个人。可是事与愿违，今天毕竟已经不同于昨天，最终我还是没有见到这个人，带着遗憾，我缓步走回寝室，继续构思我的小说。
现在我确定我的小说是在写一个人，一个我只见过一面的人。这个人我称之为M，在我知道她的名字之前，M就一直得称之为M。一直以来我都是为自己在写东西，但是这次我没有，我在为另一个人而书写文字，虽然我对这个人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此时此刻她成为了我文字的寄托。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写出一个性格丰富，形象饱满的人物，这个人物叫做M，可是那时候的M和此刻的M估计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最先想到的M的形象是这样的：卡其色的圆领T恤，牛仔裤，匡威帆布鞋；齐耳的短发，修长的眉线，红润的耳垂，没有佩戴任何饰物；随身携带一个大大的透明水杯，喝白开水而非任何饮料；安静的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面，自顾自的做着自己的事情，一副忘我的样子；她的手中应该摆弄着一只黑色的中性笔，随心所欲的在手中转来转去，却不会掉下来；她应该在看一本简单的书，属于那种不用费力思考就可以轻松阅读的书，比如说一本旅游杂志；她应该偶尔出神望向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又仿佛仅仅是望向窗外休息一下。
第三天
我突然觉得我是认识M的，虽然我们不是很熟，但是我们至少相识，属于那种见了面能认出对方并且会打招呼的朋友关系。
今天没有课，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图书馆，因为去得很早，图书馆里面没有多少人。我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开始随意翻阅一本书，这本书是关于思维方式的书，看起来并不轻松，这种书M是不会借来阅读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个样子。和昨天一样，我依旧没有见到M，不过这已经不重要，因为今天我去图书馆本来就不是为了见到M而去的，事实上，我去那里有更重要的目的。
每当思绪烦乱的时候我都会去图书馆，这里是个安静的所在，可以使人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个世界充斥着太多的声音，每个人都奋力的吆喝着，推销着自己手中的东西或者直接推销自己。声音响成一片，处身于这些声音之中的我们，已然分不出真假，太多的东西需要对比甄别，我们已经厌倦了这些繁重的劳动。喧嚣浮华的世界，我们需要的只是片刻的安宁。
为了躲开声音，我来到了图书馆，我在这里驻留了整整一个上午。借来的书被我翻来覆去的看了不知道多少遍，这个时侯，阅读成为了一种仪式，阅读什么以及怎样阅读的问题已经退居其次，重要的是我在阅读。似乎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我没有尝试过漫无目的的去阅读一些书籍，更多的时候我的阅读像大多数人一样带有着明显的功利性。我们为了学业而读一些书籍，我们为了消遣而读一些书籍，我们为了未来的谈资而读另外的一些书籍，我们似乎没有为了阅读本身而读一些书籍。无疑，今天，我在做着这样的尝试。
阅读的间隙，我继续构思着我的小说。“她拥抱他的瞬间，我微笑着流下了眼泪。”除了M和“我”之外，这句话还应该包括另外一个主体——“他”。在我的初步构思里面，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和“我”相仿的男子，但是处于情节的考虑，他必须要比“我”优秀，而且这种优秀是要表观可见的。对于“表观可见”的优秀，我还不确定究竟应该是什么，总之应该是那种别人可以一眼看到的优秀，但是这种优秀不一定是内在的，而应该是加引号的优秀。就此也说明一点，那就是在“我”的认知中，并不接受认同“他”的“优秀”。
同M一样，他也应该有一个名字，我考虑称其为W，同样，W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第四天
我想我应该是个诗人，至少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我可以做一些诗人才可以做的事情。今天一整天我都呆在寝室里面，我拿着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许多文字，这些文字被很不自然的断句，除了称之为诗歌，我不知道还可以称之为什么。
自08年的12月份开始，我开始做一件望不到尽头的事，那时候我决定忘掉一个人，可是正如我自己也知道的，这是一件望不到尽头的事情，事实上一切也真的如我所料，时至今日，我依旧对这个人记忆犹新。这个人叫M，我的一段记忆与她有关。朋友说，我是因为这个人才干起了诗人的勾当。我不确定朋友的这句话有多少玩笑的成分又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对于我自己的事情我愈发的不确定，这一切和我纠结的记忆有关，我曾经不止一次试图将其理出个头绪，结果都是无功而返。诚然，这一切需要时间，只是作为当事人的我，没有想到时间会持续这么久。
既然我是一个诗人，我就必须得写诗，否则我就有愧于诗人这个称呼，可是现在的我找遍了我大大小小的笔记本，仅发现一首类似于诗歌的东西，而这一首还是今天我写下的。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会将自己写下的不满意的手稿随手扔掉，付之一炬。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是什么著名的诗人，即便我就是，我也不想承认最近我没有写出一首我满意的作品。
在我找寻我写下的诗歌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我写的小说手稿。这些手稿散乱于各个角落，集合起来大约有十万字。我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读这些不知道写于什么时候的文字，这些文字里面频繁地出现一个叫M的人物。在有的文章里面M是桀骜的少女，在有的文章里面M又摇身一变成了喋喋不休的大龄女青年，甚至在有的文章里面M干脆成了招摇过市的男阿飞。
这些手稿无一例外的署着我的名，这说明我必须承认这些东西为我所写，想赖是赖不掉的。在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诗人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竟然在干着写小说的勾当。就如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在诗人眼中小说是下三滥的东西，而在作家那里诗人这个称呼和疯子没有太大分别。这使得我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遇，无论我承认自己哪一个身份，我都得顺便承认自己曾经干过为自己所不齿的事情。
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做个诗人和做个作家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这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身份界定，大多数人往往并不在乎我是哪一个身份，甚至他们连我是谁往往都不在乎。
第五天
在我的小说手稿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和“我”曾经暗恋的女同学偶然邂逅，她问我为什么老大不小的了还是不结婚，我故作一本正经的说：“因为我在等你离婚”。
如上所述，在我的文字中，未来的“我”做着破坏别人幸福家庭的事情，这种行径是极度可耻的，可是不知道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我将这种行为描述得很有诗意，甚至可以说我是用一种很富有磁性的语调以一种很浪漫的方式说着这样一句令人发指的荒唐话。
需要指出的是，故事中那个“我”暗恋的女同学名字叫M，而她的丈夫名字叫做W。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这说明我不单单认识一个叫M的女子，我还认识和M相关的那个男子W。当然，我曾经试图否认这一切，说小说中的东西都是虚构的，做不得真，现在我不想继续掩饰了。实事求是地讲，现实中我的确认识M，也的确认识W，而且我认识W是在认识M之前。
“W以前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惜后来不是了。”在另一篇手稿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最初我以为这是对某一部电影的台词的拙劣模仿，全然没有放在心上，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这句话影射着另外一个故事。
我和W是自幼相识的朋友，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那种，但是我们的友谊没有维持到现在。因为一个女子，我们有了龃龉，曾经的友谊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那个女子名叫M，现在我仍然要说M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代号，但是我不再坚持这个M和另一个M没有任何关系。
“她拥抱他的瞬间，我微笑着流下了眼泪。”
这个故事由于这句话开始，当然这句话也是我的手稿中的一部分，唯一特别的是这是我最近的一份手稿。在这份手稿中，我写下了“微笑”这个词，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微笑的人。这等于说，“微笑”在这里仅仅是一种主观虚构，没有任何生活根据。现实中的我是一个与微笑无缘的人，所以我在小说中写下了一个微笑的我。略通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补偿作用，当然我也并不打算否认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否认也是徒劳。
这本来应该是一篇关于M的小说，我却用大量的文字来写自己，在我的文字中，“我”和M保持着一种特别的关系，即便现实中我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
第六天
这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图书馆，这一次，我终于再次见到了M。因为我们并不认识彼此，所以像言情剧里面的男女主角一样擦肩而过，在和她相距一米的时候，我仔细地看了她的容貌。不无遗憾的说，她和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相距甚远，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她的形象让我很是失望。关于这种失望之情，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我不打算废言赘述。
M其实并不是我所写的那个M，这倒是真的。
从图书馆回来之后，我又一次翻阅我之前的手稿，我试图将这些文字和一个人相对应，这个人是M，也可能是另一个M。这之后我拿起笔继续写那未完的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字中，M这个名字依旧频繁出现，只是现在的我比较确定，这时的M和任何一个M都没有关系了。从某种角度说这个M仅仅属于我，她是我笔下的一个人物，仅此而已。
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几次推掉一切重新来过，这期间我修改了很多地方。我将我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个M从文本中彻底地剔除掉了，那个M仅仅是我小说的一个引子，她的背影像极了另一个M，这是我一切的开始，当故事开始之后，缘何开始也就已经不重要了。
在新的稿子中我写到了M和W的故事，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我完全采用了第三人称来完成这个故事，这意味着在文中“我”这个人物被彻底的弱化了。或许从一开始我仅仅想写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故事，只是为了让这个故事比较可信，我不得不将自己写进小说里面，其结果却是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
新的故事以这样一句话结束：她拥抱他的瞬间，彼此微笑着看着对方的脸。
故事写完之后，我睡了一大觉，醒来后觉得心情舒畅了不少。借着难得的好心情，我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很多稿子静静地躺在桌面上，上面满是被涂改的痕迹，我小心地辨认这些凃痕之后的文本，结果可想而知。读着这篇新的稿子，我突然觉得它好像并不是我所写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有关爱情的小说，而这种小说却是我一贯不屑于写的。
这之后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写小说。
第七天
一直以来，我都是个诗人。
2100
对于2100的很多人而言，2100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过往一瞬。有的人出生，有的人死亡，战争局部发生，无关痛痒。世界格局基本稳定，没有政治危机，没有金融风暴，亦没有什么举世关注的天灾人祸。人们各行其道，各为其事，也各得其所。生活在既定的轨道上面平稳运行，一成不变、波澜不惊。
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2100却是充满了无限的未知，无限的未知意味着无限的诱惑，无限的诱惑催生了我们无限的渴望——我们渴望抵达2100。每一个年轻人都希望在自己年轻时候知道自己垂垂老矣时的样子，同样道理，所有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都想知道自己驾鹤西去时的样子。2100，对于现在的我们意味着死亡，在死亡之前，我们都还活着。
自2500年以前，人类就开始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整整困扰了人类25个世纪，至今没有定论，莫衷一是。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必要回答，人活着的时候永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因为人只知道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为什么而活着，而当他为这个问题附会上答案之后，他依旧还活着，对于这之后他为什么而活着，他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这就是说在死亡的那一刻人们给出的答案才是全面的，可是众所周知的是人不可能在死亡的那一刻来思考这个问题，更不可能在死亡的那一刻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个问题我们本就没有必要回答。
2100，我们已经死亡，可是另外的一些人生活的很好。他们不是我们活着时候的样子，我们也不是他们死后的一种，我们的交集为零，即便我们的并集为生命的全部——生与死。
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说我前生享受了太多荣华富贵，所以今生注定一无所有，我问他既然我今生一无所有，注定历尽沧桑，那我下辈子会是什么样子。他诡谲的看着我说：到了2100你就知道了！
我问这个算命先生如何抵达2100，他说：抵达2100很难，因为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我说我确定，这个人随即改口说，其实抵达2100很简单，只要你闭上眼睛。我听命照做了，他笑着说：“那么你已经抵达了2100。”于是我成了唯一一个抵达2100的人。
后来有人问我2100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回答他，很多东西我们自以为懂得，可是当我们试图向别人说明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对其一样所知甚微。2100是什么样子？他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可是我的记忆中的样子又是什么样子，我无法说明。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是在故弄玄虚，可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我的玄虚，于是我也就信以为真了。我是在自欺欺人，可是这又如何，我们每一天都在被别人欺骗，偶尔自己欺骗一下自己又有什么不妥，想到这里我也就坦然了。如果有人再问我2100是什么样子，我会对他说2100就是现在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候是2100，而现在是2009。
几年前我又见到了那个算命先生，此刻他已经金盆洗手退隐江湖，这一次我们像是久别重逢的好友一样促膝长谈。我问他，既然抵达2100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唯一一个。他依旧带着诡谲的笑容说：只是因为你当时一无所有。
当时这个算命先生赚走了我身上最后的一百元钱，也勾起了我对一百年之后的向往，和他告别之后，我彻底的囊空如洗，他骗走了我最后用以度日的一百元钱——很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我对这个算命先生甚是佩服，因为他刚刚说完我今生注定一无所有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我觉得他拿走了我仅存的一百元钱是命中注定的，所以一贫如洗后的我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怨那个算命先生。那一百元钱似乎本来就不属于我，就像我本来就不属于2100。
众所周知，我现在是预言家，或者说是算命先生，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抵达2100的人，2100的样子，就是我所描述的样子，或者说，我说2100是什么样子2100就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知道抵达2100很简单，只要你能放下你所拥有的一切，很多人放不下，于是他们情愿被别人欺骗，相信别人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此时此刻，我充当的角色就是那个骗子，幸运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人揭穿我。
沉默的大多数
声明：题目是借用王小波前辈一篇同名杂文，我的这篇文章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与小波前辈的大作相提并论的。看过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的人，你会知道与之相较起来，我的这篇文章是何等的拙劣。
权力即话语，还是话语即权力？这是个问题。说得更具体一点，究竟是权力使得掌权的人有了更多的可能来表达自己的话语；还是话语说得多了，权力成了话语的自然衍生品。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人选择不置可否，原因似乎无外乎以下两点：一是，发言者事关权力的主体，对此不便于多说什么，这是非常符合中国体制国情的现实；二是发言者本身就对此模棱两可，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表述之，这是符合当下中国素质国情的现实。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影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某种体制之下或者在某个群体之中，人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或者说大多数的人选择保持沉默。
对于沉默者在现实当中的表现，其实再简单不过，可是如果真的要形容出来似乎又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身边的大多数都属于沉默者之列，放眼看看四周你就可以对沉默者的样子有了一个了解，可是如果具体到每一个沉默者，我只能说每一个沉默者都有自己的沉默法，恕我不能一一描述之（即便我勉为其难的对其作了概括总结，也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一个事实是，沉默者在现实中广为存在。
我们不得不问沉默者究竟缘何成为了沉默者这样一个问题。抛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不谈（从文化传统角度来探讨分析问题是我所不能够的），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下沉默在现实中的好处。
首先，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点：在现实中沉默者往往更少犯错。言多必失，这可以算得上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反之，如果无言沉默，则肯定谈不上有什么错误可出。作为避免犯错误的一种最佳捷径，沉默被很多人选择。其次，从大众的某种认知里面沉默和深沉有内涵是划等号的，一个最佳例证就是“沉默是金”这个词语。这句话告诉我们一点，那就是要想让别人认为你有深度，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说。另外，少数人将沉默作为一种反抗的表达形式，就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有很多人不屑于或不敢于开始一场争论。剔除那些的的确确理屈词穷的情景后，我们发现在当下真的有很多人仍然相信真理不辨自明悖论难以辩得明白这个理论。当然前者成立的前提是真理是唯一的这个典型的马克思式的思维方式，后者成立的前提是“三个代表”、“两个凡是”这类的思维教条。不过似乎讨论这些理论的成立原因并无意义，其结果是沉默可以很好的在其中寻找到一个折中点，就好像在“斗争”还是“妥协”之间有的人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同样在特定的环境下，更多的人会选择沉默。最后，很多人相信“小日子无关大环境”。对于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持有这种看法的确有些落伍，可是就我所了解的现实是这样的人还真是大有人在。当然作为一种存在我们必须给出存在的理由，对于利益至上的现代社会，一切都可以在利益博弈中寻找到平衡点。作为维持现存利益的考虑，沉默无疑是上上之选。
如果说之前的问题可以这样来回答：权力=话语，那么此刻我们已经没有了讨论沉默者权力的必要，因为对于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即便是谈论十天也没有意义（想想我们的两会就知道了）。作为延伸，我们仅能讨论一下沉默者权利的问题，沉默者是不是算是主动放弃了权利，如果不是那么沉默者的权利从何体现，抛开这些冠冕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沉默者的权利如何维护。说得更加明确一些究竟谁才可以作为沉默者的发言人。我们可爱的前书记用了三句话试图使得某个组织来代表所有的人，可是事实上那三句话除了给网络恶搞提供了创作空间和灵感之外几乎毫无作用。我这样说无外乎要表达一点，在现实中我们很难找到权利的代表者，我们也不能自以为是的去代表他人，更多的时候我们仅仅能代表自己。
就我所经历的几件所谓的民主表决现场，我惊讶的发现：在最需要发言的时候沉默者仍然占据了大多数，即便表决的事情是关乎于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沉默者的特点是他存在着，却不代表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反过来对其存在性我们似乎都需要存疑，打一个夸张的比方，我们究竟能不能称死人是人！
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沉默者是悲哀的大多数，这时候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所谓的表决事实上一直是少数人的事情，这使得我们不能不对之前的一切产生怀疑，就像我们怀疑央视究竟每天报道多少假新闻一样，我们通过所谓的表决究竟是不是得出了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决议。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的发现：沉默者的权利维护似乎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的社会并没有为沉默者的权利设置多少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沉默者自身放弃了很多权利，这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沉默者究竟有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权利，就好像自杀者究竟有没有权利将刀子对向自己。后者至今还没有定论，同样前者也不可能在瞬间得出答案。
沉默者占据了人群中的大多数，这是切实存在的现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质的变化，而体制为了维持既得的利益稳定，不会主动去改变什么，唯一尝试着改变这一切的是少数不沉默者，可是人微言轻，孤掌难鸣，注定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质的变化，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体制内部的仁慈，或者人类所不可抗拒的变革，悲哀的是后者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M守望者
2008年，我继续活着。
此时此刻一切照旧，唯一不同的是，我愈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正如很多人所说的，生命只有一次，无可比较也无可挑剔，我的生命也是如此。对于无可比较无可挑剔的生命，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抛弃她，虽然曾经我可能弃之如草芥。
关于2007年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种说法，较流行的一种是说我殉情未遂。对于这种说法，有很多可疑的地方，主要是它无法回答我因何殉情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殉情的前提是有一段感情值得（需要）我们去殉，而感情至少是两个人的事情（自己和自己的感情那叫自恋），我不知道我与之产生感情的人是谁。
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向我提及了一个叫M的女子。如你所料，M仅仅是一个代号，它可以代表任何东西，所以它也就什么都代表不了。他们告诉我，因为M离开了，所以我选择了结束生命。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有着缠绵悱恻的情节，于是我倾向于相信这些都是真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段可以向人讲述的过去，尤其是这段过去还包括一个神秘的女主人公时。当然我也不能免俗。
在我试图接受这一说法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我始终想不起在我的生活中是否真的有过一个叫M的女子。在回忆的过程中，很多异性的面孔在我的眼前闪过，可是她们都不是我要想起的M，于是这一切陷入了泥淖当中，难以挣脱。现实要求我证明M的存在，而我始终都想不起M存在的证据。
对于逻辑学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证明事物存在是在简单不过的事情，只要举出一个他存在的实例即可，而证明事物的不存在却是很难的事情，你必须否定他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可是现实情况是：即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证明，我也无能为力。
后来，我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我患有失忆症，这就是说我虽然殉情未遂，保住了性命，但是殉情的行为还是给我留下了后遗症——失忆。接受这一说法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有了充分的理由不记得M这个人以及忘掉和M有关的所有事。
于是顺理成章地有了这样一个故事：我深爱着一个叫M的女子，但是最终她离开了我，我忍受不了失恋的打击便想到了结束生命，并且还真的付诸了实践，可是上帝不作美，我的殉情行为很不成功，最终我还是活了下来，只是失去了记忆。这是很戏剧的一个故事（至少电视剧上都是这样演的），可是看电视剧时候我们知道主人公在失忆之前的故事，而作为失忆的当事人，我永远不知道自己失忆之前的故事，因为一旦我知道了自己失忆之前的故事，我就没有失忆。
关于我失忆的原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我殉情过程中受到了某种物理刺激，使得大脑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损伤，于是我忘掉了很多事；另一种是曾经的一些事情我不再想记得。搞过心理学，尤其是变态心理学的人会告诉你，一个人的心里防卫机能会将那些记忆中不堪回首的往事主动隔离掉，也就是说人会忘掉那些他不想记得的东西（这条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可以在考试之后瞬间将之前记住的单词或公式忘得一干二净，于是这条理论基本上是可信的）。于我而言，我倾向于接受后者，显而易见的是，倘若我接受前者，我就得承认我的大脑受到了损伤，这无疑等于承认我脑子有问题；另外从某种角度来说后者显得似乎更神秘一些。我喜欢神秘，更喜欢成为神秘（被人认为神秘）若干年后，我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这和我的这种偏好不无关系。
这样想之后，问题的关键转变为究竟什么事是我所不愿意记得的，或我究竟不愿意记得什么事。只要想明白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解我失忆的原因，而那些我不愿意记得的事情我也就自然而然地知道了，只要我想起这些事情，关于我失忆的说法也就不再成立。事实上，每个人都想做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失忆的人有时候实在是得不偿失，因为作为失忆的人，每时每刻都试图知道自己究竟忘了什么，以及被别人探听你究竟还记得什么。若干年后，我没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秘主义者，这和我的这种想法有很大联系。
这之后，其实也就是现在，回首往事，很多事情不愿忘记，当然也有很多事情不愿记得，最最不愿意记得的事情就是我曾经动过殉情的念头而且还身体力行了。如你所知，在现在殉情被认为是懦弱者的行径，殉情的人被认为是懦弱的人。至于连死都不怕的人（殉情的人）何以被认为是懦弱的人，这是我无法解释清楚的，因为对此我本身也不是很理解，同样是一头雾水。再过若干年，如果殉情被认为是勇敢者的行为，那么我会对我曾经的行为津津乐道，但是此时此刻，我仅想把这件事情从我的记忆中彻底地抹去。
就像记住一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事一样，其实，忘掉一件事情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段时间，每当我试图确定我是否已经忘了我殉情这件事情的时候，殉情这件事情就在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来一次，起初还是一串模糊的影像，到后来却愈发的清晰，仿佛昨天才发生一样。殉情这颗毒种已经在我的大脑里面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且根深蒂固，不易轻易铲除的样子。
隐约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和一个高人（亦作故作高深之人）彻夜长谈，他告诉我说记住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忘掉它。我当时不以为然，于当时的我而言，他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所云为何，后来想想这句话感觉还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它很好地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将我殉情这件事情记得那么牢固。
既然记住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忘掉它，那么忘记一件事情的最好方式是不是记住它呢？这样想之后，一系列变化纷至沓来，我开始尝试去尽量记住我殉情这件事情。这时候我面临着这样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记住一件事情是记住这件事情发生过这个概念还是记住这件事情的发展始末，就像记住一个人是记住他的名字还是记住与他有关的东西（音容笑貌，悲喜往事等）？答案无疑是后者。既然记住一件事要记住与之相关的前因后果以及过程，而绝非仅仅是这件事情发生过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那么我殉情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具体过程又是怎么样？这是我首先要思考面对的问题。
我殉情的原因，如前所述，已经得到了回答，虽然这个回答是别人给出的，但是在没有更好的答案之前，我暂且接受这种说法（这样固然草率，但是想到现在大家都习惯于这种行事方式，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殉情的结果，依然如前所述，也算是得到了基本全面的回答。不过从我个人角度讲，我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尤其不愿意接受我失忆这种说法，但是考虑到别人都这样认为，而我自己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孤嘴难辩，似乎也只有妥协接受失忆这个所谓的事实了。关于我是否失忆这个问题，最没有发言权的竟然是我自己。
至于我殉情的过程，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到我对其存在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我竟然将我曾经干过的这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我无法理智理解并接受的。
鉴于以上这种情况，我再次对我的殉情这件事产生了怀疑，同时也对我失忆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这怀疑使得我走向问题的另一面，即我没有殉情，也没有失忆。其实证明这种说法再简单不过，只要证明M不存在就万事大吉：只要M不存在，那我也就不会因为一个不存在的人的离开而想不开；我没有想不开，我殉情这种说法也就成了无稽之谈；同样，既然M不存在，想不起她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想起了才怪），不能称之为失忆。
证明M不存在会面临着这样一个窘境：这是一道关于M的证明题，证明的前提就是M的存在，换言之，我们无法对不存在的东西给出证明。
假如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我可以说我没有看见M这个人，所以M就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证明简单明了，但是不幸的是从小到大我都被灌输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这样的结果是我对这个证明束手无策。由此可知从某种角度讲，唯物主义并不比唯心主义来得实际。
现在的我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想证明M的存在；另一方面我又想证明M不存在。这是矛盾的，不矛盾的是这两种证明我都证明不出来，这相当于数学中的无解，是最让人郁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等待，等待一个叫M的女子（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那时候一切便不证自明；另一种局面是我等了一辈子，M还是没有出现，那时虽然不能说一切都水落石出，可是一切也都无关紧要了。
2008年，我继续活着，而且惜命如金。只有好好地活下去，我才可以更好地等待一个叫M的女子。M是谁，如果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M就是M！”曾经有一个人，每天都守在麦田边，人们叫他麦田守望者（另一种说法是看（kan一声）麦田的）。现在我也有了一个类似的名字——M守望者。是的，就是“M守望者”，这里M是M的意思，当然M还有别的意思，可是我不想告诉你。
我们毛都没有
令动物园的闲人和游人倍感交通拥堵的“会+会”终于结束了（用动物园官方的说法是落下了帷幕）。
此时此刻动物园官方舆论恨不得立刻淡化这之前的一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同理，动物园大了肯定也什么动物都有，这里面难免有一些未被驯服，想不开向百兽之王张嘴的公鸡。当然，在社会主义的动物园是不存在什么公鸡的，即使有鸡也是母鸡（在粤语中“母鸡”是什么意思来着）。对付这种不乖的公鸡有很多种方式：封杀掉是最快捷的方式，这也是常用的方式（那群不左不右派称之为“和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找一只“野鸡”与之作伴……可选择的方式有多种，但是唯独不包括将这只公鸡变成凤凰，对敌人的宽容就是给自己掘坟墓，这是兵家严重大忌，我们聪明的百兽之王是不会这么做的。
对一切都低调处理往往是上上之选，毕竟在动物园每天用《新闻连着播》了解世界的成员占绝大多数，敷衍这些家伙的耳朵，然后告诉那些不小心偷听到“敌台”家伙得了“幻听”（有没有觉得这种思维逻辑甚是熟悉，如果是的话，恭喜你，你定是个好同志），这种方法着实有效。事实上，这种事我们的兽王做的多了，简直驾轻就熟。能少说就少说这是我们“可爱”的兽王最“可爱”的地方，因为在兽王的逻辑里，人民大众是一群无知的“盲流”，让这群人知道的越少越好。他们从这一点得出了“精英政治”的理论，然后为了让理论基础始终存在，就必须让大众接受自己不是精英的观点，试想一下，满大街“精英”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场面。
这次会+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具体而言就是从今以后有毛的动物都必须穿透视装，这个议题得到了广大游人和小的动物的拥护。众所周知的是：有毛的动物毛色各异，作为游人往往从毛色区分动物的好坏，一旦动物穿上了各样衣服，游人很难分出优劣；另外狐狸这些动物经常假扮老虎，狐假虎威地干着许多不干不净的勾当，这令一些小动物着实不爽，只要所有的有毛动物都穿透视装，那狐狸就不能再披着虎皮招摇撞骗，如此这般，好处何其多也。
这个议题可谓是一石击起千层浪，园子里的游人忍不住竟然搞起了调查，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游人对此表示赞同。很多游人就此好像看到了新世纪的春天，单纯的以为以后终于可以看到动物的本来面貌了，可以对动物光鲜亮丽的衣服后面的世界尽情意淫了，但是事与愿违，当一个不愿袖手旁观的女游人将这些翻译成兽语转告给穿黑色衣服的老狐狸时，老狐狸一脸诧异地反问：“你不让我们穿衣服，为什么你们穿衣服”这个纯情的女游人强忍着被老狐狸调戏的羞辱继续说：“我们游人是交了钱来动物园的，我们不能容忍你们用我们的钱给自己买华而不实的衣服，还不让我们看”。这时这只老狐狸说了一句话让女游人掩面而逃：“这是我们动物的议会，你们瞎掺和什么，你也不看看自己有毛吗？”
很不幸，我们过早地“进化”成了人类，身上的毛发已经愈发的不明显，而会+会是“有毛者”的议会，作为游人，我们永远是旁观者，作为旁观者，我们失去了发言权，因为：
我们毛都没有！！！